我老母亲的桌子上，放着一杆老秤。
说它老，可不是说它是过去那十六两一斤的老秤，而是说它有些年头了，是地地道道的，现在通常用的十两一斤的秤。
这杆秤，我记得是年那年，母亲用家里的一个黄底红花的小搪瓷盆，请走街串巷的匠人给制做的。
每当我看到这杆秤，许多陈年往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这杆秤，为我们家里增添了许多方便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年困难时期，那个时候，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国家困难，老百姓粮食不够吃。我们家那时是市民户口，吃供应粮的市民每月27斤口粮，职工28斤，小孩按年龄有不同的等级。粮食不多，副食也跟不上去，人人都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。母亲每次做饭，都要拿这杆秤，把米面准准确确地称一称，甚至连做饭用的水也要称一称。盛饭的时候也要按大人小孩不同的标准盛到饭碗里，谁的就是谁的，不许乱端。偶然有客人来了，也就是多加一只碗。从每只碗里均出一点饭来，每人少吃几口，总量一般是不会改变的，如果不这样，月底就得断顿了。
那时候，有关单位经常给发一些资料，比如几两米加几两水，能多做出几两饭；什么野菜可以食用；什么野菜有毒不可食用等，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的《太原地区食用野菜》，当年那可是个宝贝啊！
现在的孩子，虽然学业繁重，可都是家里的小皇帝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除了学习就剩下玩耍了。我们小时候，写完作业，就是去地里挖野菜，摘树叶，用来填肚皮。什么甜苣、苦苣、灰菜、玉谷、沙蓬、马齿、柳叶、杨叶、蒲根……都曾拿来下肚。说来好笑，这个习惯，一直保留到现在，每年春夏时节，我还会去地里挖点野菜，美美吃它几顿，不过这只是为了尝鲜，可不像当年那样只是为了填肚皮。
粮食不够吃，除了挖野菜，我家还经常去隔壁的副食品加工厂走后门买点豆腐渣、酱油渣来吃。那个时候，医院的副院长，还有点面子，要不连这东西也买不到。不过，那个东西可不好吃，特别是酿制酱油后剩下的酱油渣，吃到嘴里，又苦又涩，直到现在想起来，都会觉得胃里难受。
因为饥饿，营养不良，有许多人都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，一个个胖眉肿眼的，国家给发麸皮面饼子来增加营养，治疗水肿。有关现在流传的饿死人的事，那时也没听说过，更是没有见过。
还有人因为吃野菜，得了日光性皮炎，肿得眼都睁不开。父亲曾经专门写了一篇《灰菜中毒的诊治》的文章，我至今仍然保存着。
那个时候，万柏林饭店每天早上都要卖玉米面糊糊，一毛钱一碗，我和邻居几个孩子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排队，买几碗糊糊回家，就是一顿早饭。说起来好笑，每次吃罢饭，我都会伸出舌头，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，比水洗的都干净。直到现在，每次吃饭，碗里剩下一粒米，我都会把它扒到嘴里，舍不得丢掉。
我们住的村边就是火车站，小孩子顽皮，没事就往车站跑，车站成了我们的游乐场。有一次，我们看到站台上稀稀拉拉有一些白白的东西，仔细一瞧，哈哈！原来是散落的大米。如果放到现在，人们绝对会不屑一顾，可那时候，对于饿着肚子的人来说，绝对是宝贝疙瘩啊！我们几个小伙伴伸出小手，一粒一粒的把大米捡了起来，合起来足足够小半碗。我们的娃娃头大哥，回家找了个茶缸，第二天早早去了学校，生着教室的火炉，熬开了大米粥。不一会，粥熟了，那香味，引得我们直流口水。大哥掏出一个小调羹，一人一口轮流吃。正吃的高兴，一抬头，发现老师就站在我们身旁，大家只顾着吃粥，谁也没发现老师的到来。老师破例没有批评我们，只是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大米粥，喉头一上一下蠕动着。大哥把调羹递给老师：“老师，你也吃上一口吧！”老师忙不迭的抢过小调羹，舀了一小勺大米粥塞进嘴里，细细品尝着，半天也没舍得咽下去。
这许多的往事，都因为看到这杆老秤而起，这许多往事，也永远烙在我的心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