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主*治的开始与失败——宋教仁
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“共和”制度的同盟会对应，此时，清廷正在思考如何“君主立宪”。100多年后，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，无论“共和”，还是“君主立宪”，都只是外源性的*治制度资源而已，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。 封面油画/朱日新1905年8月20日，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。由此，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。孙中山当然兴奋。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，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： 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苏将尽之国*，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。 同盟会的成立，孙中山转向乐观：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。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： 慓忽敢死者易得，条理缜密之士盖寡，非先植其基，虽满洲倾覆，犹足为忧。 革命与建设，不可偏颇。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。只是这一思考，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。查索史料，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*成员只有杨笃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*治大臣的随员。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*治制度文献，即为杨笃生邀请。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 共和 制度的同盟会对应，此时，清廷正在思考如何 君主立宪 。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，*治制度的转型，当是关键所在。在那个时代，两种不同的未来*治路向 共和 与 君主立宪 ，各自起步，开始竞争。100多年后，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，无论 共和 ，还是 君主立宪 ，都只是外源性的*治制度资源而已，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。那么，真问题便是：外源性的制度资源，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*治土壤？其解决之道，决定放权 立宪 的慈禧，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；而在孙中山先生的 革命方略 里，革命成功后，进入 *法 、 约法 时期 同样是9年时间，然后过渡到 宪法 时期。只是，计划赶不过变化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如果说此前 共和 与 立宪 尚有竞争的话，此刻，清朝将亡， 立宪 无本可依， 共和 制度当然无可阻挡。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，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*治的机会。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。以 力量（暴力） 获权的传统*治模式，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，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 授权 的现代*治轨道？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*治制度设计。 条理缜密 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。他所设计的 责任内阁 制度，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 国民选出议员，议员组成国会，国会多数*组成内阁（*府），执掌权力。那么，总统呢？虚位而已。权力由民所授，而非以力搏获。相比于传统中国*治，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。只是，更冷酷地看，人事与制度 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*治的两端，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*治运行。制度已经设计出来，核心问题则转向 人事 。换一种说法，这一制度的设计，尤其在其启动之际，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，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，实为重点。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。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，虚位的总统，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。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，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。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，清王朝颠覆，实则由三种*治力量合力促成：清朝 立宪 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，而说服清帝逊位，完成 临门一脚 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*治势力。这三方，无论哪方，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。历史并没有遂孙中山之愿，给出中国*治人物与国民予9年民主*治的 培育期 。清朝已亡，三方*治力量如何分配*治权力，考验各方智慧。民主*治的制度安排，当然是权力分配，只不过不拘一时，而为长久设计。如何均衡与公正，自是关键。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，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，真正的悖论就是：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*治、权力的各个部分，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，才是重点。而事实上，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，又对应着具体的、已经在位的人。结果，规则制定方，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， 对人立法 ，过渡限权总统袁世凯。规则已经偏离*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。所以，袁世凯不免抱怨： 当为全国制定宪法，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；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。 出身传统*治系统、强悍如袁世凯，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？由此，现代*治在中国甫经起步，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，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有失当，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，回归传统旧道，没有意外。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*治运作实际，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：*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。这一过程在当年，更是传统以力获权，与以民授权的现代*治方式的转换时期，这个局面，空前复杂。所以，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，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。可惜，权力太诱惑，谁也等不及。果真革命易，建设难。■